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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顺利，则镇明一五年底可以回来工作，我也可以向他坦白我擅自的妄为。他肯定意外，应该会不快，埋怨我不知会他分担，怨我独揽独劳这件事，但是最终他一定是原谅我，不怪我任何。
如果一切顺利，多好。顺利在他的生涯我的生涯中都不少了，只是困难和意外形成的影响比顺利深刻得多，一个意外有可能摧毁人，摧毁生活，直到一五年三月份前我对这种可能性无知无觉。
一五年三月份，他出事了。元宵节我们还通过电话，他出事那天在元宵节之后仅一个星期。电话里我听到消息反复问了两遍真是他吗，当时我感觉不到真实，我和我周围的一切，电话里的说的东西，都是假的。
整整两天，他的情况不确定，他身边有个人和我通着电话，我没合眼，只想赶快到他身边，几乎就要动身了。
第三天他好转，稳定下来，那边一再劝我不必着急，怕我再出什么事。我完全无所谓自己了，我得去看他，这边事再多我总能想办法安排延后，我不能让他自己在那，我也不能继续独个在这等着他的消息。
家里问我情况，我都告诉他们了，他们问我如何通知三姑和姑父，我让我爸拿主意。我爸打电话告知三姑大概是一个星期之后。
而我也没能去看镇明，那边不断来电话告知我情况，劝我不必去，镇明已不危急，他们在尽力。他伤得重而不算过重，只是一时醒不过来。
那几天我头一次睡着，梦里看见他受伤，有人把他从车里拽出来，车头着着火，他胸前伤了一片，脑后破裂开不断地流血，流了很多很多。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不再睡觉了，睡眠比醒着更是一种折磨，闭上眼睛他就在我眼前流血，恐怖和心痛把我凌迟。他为工作不断地奉献，而今奉献到这一步，实在太多。我盼望他平安，等着他醒来的消息，二十多天没有等到。
之后两边相商，我代表家里说了同意，那边也同意，把他送了回来，这边的医院总该更有办法。我赶到医院，远远地隔着窗户只能看见他眼睛轻轻地闭着，像谁把他领走了他醒不过来。我心胸都受重击，被压成了一层无法呼吸，只好在我能看见他，他回到我能看见的地方来了。
当时我们都以为情况不太严重，他快要醒，家里人都来看了他，吴梦从国外打来电话，三姑和姑父也来看了一趟，我们互相安慰。
之后转眼一个月过去，医院对他何时醒过来的说法越来越不乐观，我妈是全家最懂的，对此事忧心日甚。我的不安一天一天增加。
他该怎么办，他还那么年轻，只四十一岁，生活事业大把的时光还等着他，如果他醒不过来，或者就此走向死……都有可能，当时什么可能都排除不了，也有可能他几年后醒过来，丢失记忆或者大部分的健康。
没有哪个结果我愿意看到，我认为他应该醒了，马上就会醒过来，必须走向这个可能，只该有这一个结果。我继续等待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他醒过来的那一刻就要到了。
工作拖累不了我，我天天到医院看他，病房已允许我进，我每天几个小时握着他的手和他说话，他有可能听见。
他受伤已有六十天，很快到了七十天，八十天。我天天到，习惯了守在他旁边，他的手常有微微的抓或颤，眼睛闭着有时微动，看上去永远只是睡着了，无法叫醒。
他越来越瘦，长时间卧床和昏迷这无可避免，随着时间过去他胸前和脑后都愈合了，长出了新鲜的疤。只是他依然无法苏醒，回不到我们这个世界，也许他在自己的世界里休息了。
我想，不回来也许是他自己的愿望，我猜不透他想回来还是不想回来，只是可惜了他刚刚开始的人生。等待他醒是我自私的强求，他能够醒或者不能够醒是人为选择不了的，医学的可能已经尽了，没有人能控制这件事，我只能等。
也许等到他醒不过来，也许等到他生命结束，都有可能。我得面对不好的可能了，时间越长不好的可能就更近，接受这些可能然后做好应对，我得照顾他，这个责任等着我担。我得坚持，情况如此我是那个必须站起来坚持下去的人，为镇明也为其他人，我得做好每一件事。
我还是希望他醒过来，这个希望我不放弃。我在床边问他很多次，想不想我，还想不想见我，没有忘了我们是一对吧。
如果他忘了，或者就是不再想见我了，或者无关他的想法而是他的身体不容许他醒，那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一朝我失去了爱人世人只会当我失去了弟弟，我只有吃下这份有苦难言了。不知为何这份难言格外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