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前203年-前157年）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第四子，母为薄姬。汉朝第五个皇帝。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陈豨叛乱被镇压，刘恒被封为代王。后跟母亲在封地居住。刘邦逝世后，政权一度被吕太后控制，刘邦的其他儿子纷纷被杀，刘恒因为僻居远方，且谦恭谨慎，别人看其没有竞争皇位的可能，侥幸活了下来。吕太后死后，元老勋臣们平定“诸吕之乱”，把刘恒推上皇帝宝座。即位后，刘恒执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也重视农业，多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减轻田租、赋役和刑狱，同时取消过关用传（符证）制度，方便行旅往来和商品流通，并弛山泽之禁，促进盐铁业发展。又采纳贾谊、晁错等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的建议，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巩固中央集权。于后元七年（前157年）元月，汉文帝刘恒死于未央宫，葬于霸陵。
刘恒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其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刘恒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同时，刘恒也是一位备受史家赞誉的皇帝，刘恒励精图治的行为，宽仁节俭的美德，爱民重农的思想，无不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刘恒的法律思想，特别是主张废除肉刑的见解和下令废除肉刑的做法，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亲薄姬在秦末原为魏王魏豹妾。楚汉之争初期，魏豹附汉而叛汉，乃为汉将韩信、曹参败俘，后被汉将周苛所杀。因此，薄姬成了俘虏，送入织室织布。后刘邦见她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岁余不得宠幸。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初，刘邦坐在河南宫内成皋台上，管夫人和赵子儿两位美人相伴，她们在一起谈笑当年与薄姬的约定。汉高祖听到后，问她们笑什么，两人将实情全部告诉了汉高祖。刘邦内心感到伤感，怜悯薄姬，当天就把薄姬召来并与她同房。薄姬说：“昨夜我梦见有苍龙盘踞在我肚子上。”汉高祖说：“这是显贵的吉兆，我为你促成这件好事。”这一次同房，薄姬就有了身孕。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在河南宫内成皋台生下儿子刘恒。自薄姬生下儿子刘恒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刘邦。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在亲征平定代地诸侯陈豨的叛乱后，册立八岁的刘恒为代王，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其后刘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另一方面，汉初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母亲的悉心教导，养成了谨慎沉静的性格。更重要的是，这为即位后成功应对功臣问题与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后，忠于刘邦的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皇孙朱虚侯刘章兄弟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考虑到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汉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评估了诸王和外戚势力后，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到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反而引起了疑心，属臣们也意见不同：代国郎中令张武等认为有诈，提议以有病不能前往为由推辞，以观察情况的变化；而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刘氏江山稳固，不必有所顾虑。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表明：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卜卦人马上即位做天王，将家族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向夏启延续夏禹那样。卦师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级。
于是，刘恒初步决定入京即位。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步步为营，深怕中计，丧命黄泉。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到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宋昌到高陵回报刘恒，于是刘恒行进到达渭桥，群臣以臣礼拜见刘恒，刘恒亦谦逊回拜。太尉周勃进言说：“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宋昌说：“要是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要是所陈的是私事，王者是无私的。”太尉周勃就跪着送上天子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代邸再议。”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进入代邸商量，期间刘恒西向两次辞让、南向三次辞让，在五让天下后，终于同意即皇帝位。随后刘恒让刘兴居清理宫掖，确保万无一失，才住进了未央宫。选择良辰吉日，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入京，仅带宋昌、张武等六人。即位后，下定决心要尽快整合皇权体制，以恢复和加强国家政权的运转能力。
因为得到皇位不易，文帝即位后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宋昌、张武为卫将军和郎中令，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公恢复了爵位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的文帝的帝位得到巩固。
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权势外，打击重臣也是文帝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方面主要是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周勃因为拥立文帝有功，每次退朝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里。而文帝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说文帝，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从此，汉文帝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汉时以右为上，陈平当时是左丞相，相当于副职）的职务，汉文帝很快也答应了。
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文帝任命周勃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文帝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文帝就下诏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文帝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丞相职务。
再后来，派友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文帝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帝舅薄昭向文帝说明自己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的实情。汉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这和封建时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确实很宽容。
汉文帝巩固皇位的主要措施有：
1掌握军队
军权是最大的权，汉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相关部门分别诛杀后少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邸里。新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2封赏功臣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中央。随新帝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文帝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同月，立窦氏为皇后。
由于汉初大力推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汉文帝的即位，使得刘氏宗室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文帝三年（前177年），皇位继承中的利益分配不均，济北王刘兴居率先发动叛乱，开启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汉文帝派兵镇压，叛军土崩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
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文帝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前157年7月4日），文帝在未央宫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月乙巳日（7月10日），葬于霸陵（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西端）。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着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刘恒即位时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政治：1司法改革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2刑制改革
废除连坐法（首孥连坐法）。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详见汉文帝刑制改革）。
3令列侯归国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当时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而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4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废除进出关要出示证件的法令。
5入粟拜爵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刘恒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
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6礼制改革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鲁人公孙臣上书，称秦为水德，汉为土德，将有黄龙出现，应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但丞相张苍认为汉为水德，被文帝罢免。
文帝十五年（前171年），成纪出现所谓黄龙，正是土德之应，文帝乃拜公孙臣为博士，开始策划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宜。翌年，赵人新垣平因善于望气而得到文帝信任，在其建议下建立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并亲自祭祀，同时让博士诸生摘取六经文句作《王制》，并讨论巡狩、封禅事宜。
文帝十七年（前163年），新垣平让人拿一个刻着“人主延寿”四字的玉杯，献给文帝。在新垣平的建议下，文帝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后来有人告发新垣平所称之神异都是在欺君，文帝就灭了他三族，从此懈怠于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等事务，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虽然依然保留，但都是遣官致祭，不再亲自前往。
经济
1安民为本
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2减省租赋
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3减轻徭役
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4废除盗铸钱令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
5弛山泽之禁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即位后，将军陈武等提议收取南越和朝鲜，文帝说：“朕能任衣冠，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对匈奴的国防政策亦是如此。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汉文帝在位期间，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中宫（秦宫，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
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刘恒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附近）；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郡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历史评价
袁盎：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
司马迁：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