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一天去大主教府邸赴晚宴后，吕西安就竭尽所能，试图在教会和费里先生之间进行斡旋，以得到一份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而夏尔则替部长阁下鞍前马后地跑腿，他像一只信鸽一样，在文化部的大楼和互不相让的两方之间飞来飞去，传递信息。
然而两个星期过去之后，吕西安却失望地发现，他们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这个结果主要归咎于费里方面，这位前总理一贯以固执著称，在谈判当中他几乎不愿意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尤其是在关于教育和天主教会政治地位的条款上，他完全是寸步不让。
费里的顽固不化也逐渐让天主教会丧失了耐心，从谈判开始到现在，教会已经做出了不少的让步，而儒勒·费里似乎完全对此不加考虑。在大主教给吕西安的亲笔信当中，法座阁下已经开始质疑费里先生的诚意，同时暗示如果谈判无法继续下去的话，天主教会也不介意鱼死网破。
于是，他不得不亲自下场，给费里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对方能够表现的通情达理一些。那封信寄出去的三天之后，费里先生用一封请柬作为回复：他邀请吕西安去他的府上用晚餐——这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众所周知，政治上有意义的谈话，大多是发生在餐桌上的。
这一天的晚上，吕西安一个人乘车去了费里的家里——在请柬上，费里先生特意注明，他希望能够与部长阁下单独谈话。而根据夏尔的说法，他并没有得罪费里先生，因此这样的特意强调就显得尤为有趣了。
费里先生的房子是位于圣日耳曼区的一座两层小楼，外墙刷成纯白色，房子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里面种满玫瑰和郁金香，至于房子的后花园则被租了出去，和府邸之间用一道矮墙隔开。这样精打细算的安排显然出自于在财政方面颇有心得的费里先生本人之手，后花园的租金可以用来支付维持自住部分的开支，因此在这个并不时髦但却安静的社区里，他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能够住的比一般的中产阶级舒服的多。
费里先生在门厅里迎接了吕西安，他穿着家常休闲的衣服，而吕西安则穿着赴晚宴用的礼服。这令吕西安有些尴尬，但费里却对此视若无睹。
“费里夫人去乡下了，”他带着吕西安进门，“所以晚餐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希望您不会觉得我很无聊。”
吕西安微微挑了挑眉毛，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支开？他对费里先生将要在晚餐桌上向他说的事情越发感到好奇了。
费里先生的餐厅比起大主教的宴会厅要简朴了许多，虽然这位前总理是个革新派，但在家居装潢方面他却选取了传统的风格。餐厅的墙上贴着芥末黄色的壁纸，挂着几幅描绘乡村生活或是各种运动的油画，看起来并非名家手笔，但与周围的环境也称得上协调了。餐厅里砌着一个大理石的壁炉，里面燃烧着熊熊的炉火，略微弥补了稀少昏暗的灯光。
晚餐的气氛十分压抑，费里并不以热情好客著称，而吕西安也感到颇为不自在。晚餐的菜色完全无法和吕西安自己家里的食物相比，排骨做得很老，豌豆汤太过油腻。配餐的是1885年的波尔多酒，这并不算是一个好年份，更不用说侍候晚餐的只有一个老仆人和一个厨娘而已——总而言之，这是一顿极具中产阶级特色的晚餐，而吕西安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一顿晚饭了。
吃完最后一道甜点后，那个老仆人给两位政治家拿来西班牙产的雪利酒，还有一个银质的雪茄盒子。
费里先生拿出一根雪茄，点燃之后深深吸了一口，“我想您一定觉得我冥顽不灵吧——在我拒绝了您提出的这么多种让步方案之后。”
“如果我否认的话，那就是在撒谎了。”吕西安直率地回答，他并不想要掩饰自己对费里的不满，那种虚伪的客套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愿意接受您的那些妥协案，是因为我觉得您没有尽全力。”费里将酒杯举到面前，透过金黄色的酒液凝视着吕西安，“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双方合作，我们可以在议会得到足够的支持来通过一份比您的妥协案大胆的多的法案——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彻底终结。”
“您觉得我怎么样才算尽了全力呢？”吕西安反问道。
“运用您的影响力，做一些政治交换——您现在是部长了，虽然我们国家的部长更换的速度比时装的款式变化还要迅速，但您如今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您就能够发挥这个办公室的影响力。”
“是吗？”吕西安声音里带上了若有若无的嘲讽，“那您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您的法案，您的政治遗产，我为什么要为了它来动用我的影响力呢？”
“我想‘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这样理想化的理由是不能够说服您的？”
“我一直以来都是个现实主义者。”
吕西安曾经回顾过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这个通常都会热血沸腾的年纪里，他从未信仰过任何思想，对一切的理念也都冷眼旁观，这样的冷静甚至让他自己回想起来都有些惊异。
当他还在上大学时，曾经加入过几个学生组织，那些大学里的学生俱乐部和读书会是激进思想的温床，年轻的大学生们挤在充满了烟味的阁楼上，喝着廉价的烧酒，嘴里说着那些时髦的名词——无产阶级，社会改良，帝国主义，反教权，剩余价值，诸如此类的东西。有时候这样的聚会还会有几个女性加入，她们会讨论妇女投票权——即便是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也没有让妇女们得到公民的权利。吕西安还记得一个来自马赛的姑娘，她的长相已经在记忆里模糊，每次说话时都显得很愤怒，“美国的黑人奴隶在内战后都有了投票权，而女人还没有——很明显社会并没有将女性视作真正的个人。”
在这样离经叛道的聚会上，吕西安总是附和大多数人的观点，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把别人说过的话用漂亮的词藻包装一下再从他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对于他来说，这样的活动不过是一个见世面的场所，而他发言也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的口才。他像是一个漂亮的器皿，无论当政的是什么派别，这个派别持何种政治思想，他都可以全盘接受——就像一个水晶瓶子，无论盛放哪种颜色的液体都显得华贵优雅。他可以支持任何思想或是反对任何思想，只要这对他有利就行。
“那么我就直说了，”费里的声音打断了吕西安的沉思，“我愿意做出一点让步——考虑到那些即将因为这个法案失去工作的修女和修士，我愿意给教会学校以五年的宽限期，五年之后，所有的教会学校必须关闭；同时教会的财产政府也不会予以没收，而是由教会自行处置。”
“如果您愿意帮助我向教会施压的话，那么我愿意对您的损失做出补偿。”他补充道。
补偿？吕西安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是费里知道了他和教会的交易——但他怎么会知道呢？随即，他反应过来：所谓的“补偿”不过是“好处”的委婉说法罢了，费里想要收买他，那么前总理先生会出什么价呢？
“您不妨把话说的更明白一些。”既然费里先生打算和他进行政治交易，吕西安也愿意听听他的出价——既然他想要的东西这么多，那么希望他在出价的时候最好表现的慷慨一点。
“我相信您是把这个职位当做一个跳板的吧？”
吕西安耸耸肩，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那么我愿意给您一个承诺——我和我的朋友们愿意在某件事情上无条件的支持您一次。”费里压低声音，“我们总共有八十多个议员。”
所以他的出价是一张空白支票？“任何事情都可以？”吕西安一字一句地问道。
“任何事情都可以，但仅限一次。”费里先生脸上露出暧昧的微笑，“因此我建议您把这个机会用在关键的时候——比方说当一届内阁垮台，而新任总理的人选还晦涩不明的时候。”
国民议会里总共有五百八十四个议员，要成为总理需要得到其中一半多一位，也就是二百九十三个议员的支持——这个数字吕西安已经在脑海里推算过无数遍了。如今他在议会里也有了上上下下大约三十个“朋友”，或者准确地说，是为他马首是瞻的党徒，这些人与他一样，都是在各派之间游离的投机者，而他们如今聚集在吕西安身边，是因为觉得他前途远大。他们会支持吕西安成为总理（当然是为了他们自己），那么再加上费里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他就已经拿到了将近一百二十票。
“您的提议十分……令人感兴趣。”他喝了一口酒，试图让自己翻腾的胃部平静下来。
“这么说我们达成一致啦？”费里弹了弹烟灰，“您现在是我们这边的，而不是那些穿着教袍的乌鸦那边的？他们能给您钱，也能替您说好话，但是却不能让您当总理——除非比起当总理您更想要当红衣主教，或者让教皇给您封圣？”
“您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这样执着？”吕西安有些好奇，“如果您再这样和教会为敌，我怀疑他们甚至都不会让您在教堂里举办葬礼，也不会让您葬在教会的墓地里。”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这是我的政治遗产。”费里先生说，“这份《政教分离法》会让我青史留名的，这个共和国迄今为止只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可担任过总理的人已经可以挤满一个会议室，我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前总理在历史书上留下短短的一行记载，我要让一百年后的法国人还记得我的名字——这比起那个可恶的葬礼要重要得多。”
吕西安接受了费里的说法，他们碰了一次杯，喝干了酒，然后互相握手。
“那么，我等待您的好消息。”费里在送吕西安出门的时候说道。
当吕西安坐在马车上时，他脑海里再次闪过费里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老年斑。儒勒·费里已经年近六十，这个年纪的人的确到了考虑自己政治遗产的时候。要不了几年，这个老头子就会变成历史书上的一行字——姓名，生卒年月，曾经担任的职务，功绩和影响（或是做的恶事以及造成的损害）。古往今来那些璀璨的名字：高尚的人，例如《圣经》当中的圣徒，圣女贞德，罗兰；伟大的人，例如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或是卑劣的，人例如尼禄，犹大，卡里古拉——他们的身体或许被埋在华贵的陵墓里，或是早已尸骨无存，但历史书上的那几行字才是他们真正的墓碑，是他们璀璨名字的安息之处。
吕西安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脸，这张脸光洁而毫无瑕疵，因为喝了酒而微微有些发热，而几十年后这张脸也会变成费里先生那样，这个念头让吕西安的酒都醒了一半。到了那时，他面前的除了死亡还剩下什么呢？他除了所谓的“政治遗产”之外，又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这个念头令他感到忧伤，他足够聪慧，因此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了人生的这种必然性。人生不过是在永恒的长眠之前进行的热身运动，在这几十年里得到的一切和失去的一切，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罢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些关于政治思想的辩论，关于财政预算的争吵和关于个人利益的汲汲营营是多么无聊，又多么没有意义的呀！
他想起自己曾经和阿尔方斯谈论过这个问题，而银行家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和平日里一样的豁达，“您何必去想这些东西？如今生活正给您以她的恩宠，那么您就尽情的去享受吧，何必去为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烦心呢？”他羡慕阿尔方斯的这种态度，正因为有这样的态度，银行家每夜想必都能够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把夏尔叫来办公室，说了自己的最新决定，“我们和费里先生站在一起。”他宣布，并且要求夏尔把这个意思转告给教会。
对于吕西安的态度转变，夏尔并没有表现的太过惊异，毕竟部长们改变决定的速度比青春期的孩子还要快，“那么我们现在和费里是一边的了？”
“在这件事情上是的。”吕西安并不打算告诉夏尔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是说对方提出了一个“令人无法拒绝的条件”。
夏尔当天就去了大主教那里，下班之前，他带来了教会的回复。
“他们很不满，觉得您和费里都缺乏谈判的诚意——这一点我觉得不能怪他们，毕竟他们已经做了不少让步了。”
“但在费里看来还不够多。”吕西安用力在一份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的笔尖把纸都划破了。
“教会不愿意再做任何让步了，大主教让我转告您，如果您和费里一意孤行要推进这样反基督的法案的话，那么教会也不介意和你们在议会里斗一斗。”
“那样就会闹的很难看，”吕西安将桌上的台历撕下来一页，“而且时间不够了。”
他用力将撕下来的那一页台历揉成一团，朝着房间的对面扔去。